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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辗转中国艺术（第1页）

一个国家的艺术是这个国家历史文化的积淀，没有历史的国家就不会有自己的艺术，因此每个国家的本民族艺术都具有自己的特色。中国古代艺术是在一种特殊的文明环境中产生的，其精神渗透在艺术的各个领域，既涉及到古典哲学、美学和宗教，又涉及意境、气韵、神似等问题，是华夏民族智慧与创造力的最集中体现。在数千年的历史发展和演变过程中，中国艺术形成了自己独特的民族风格、传统和精神，成为世界艺术宝库中最珍贵的遗产之一。它从世界艺术中吸取有益的东西，同时又给世界艺术以影响，为西方艺术家所推崇。中国的艺术之所以具有这种世界性永恒的魅力，正是因为它的传统和精神。这种传统和精神具有无限的生命力和创造力，使中国的艺术经久不衰，永放异彩。

黑格尔说：“艺术家创作所依靠的是生活的富裕，而不是抽象的普泛观念的富裕。在艺术里不像在哲学里，创造的材料不是思想而是现实的外在形象。”在这里黑格尔提出了创造源于生活，是现实的外向，就这一点而言，余秋雨先生对待生活在艺术创作中的思想与黑格尔的观念是并行不驳的。余秋雨先生指出美与自然山水之美是绝对不能等同的，自然山水只是构成生活的重要构建，是人类文化的介入使其具有了生活的质的内容，而艺术上的加工又使其锦上添花。他同时也提出了“美”因为有人为的主观因素蕴涵其中，所以美是存在选择性的，首先是捕捉美、表现美的艺术创造者，其次是对艺术进行审美的客观主体；艺术源于生活，而生活恰恰是美的，是温馨怡人、丰富多彩的，是需要大胆的探索精神的。在艺术创作中，美需要借助丰富的语言词汇来表现，生活便恰好是孕育这种语言词汇的母体，她源源不断的为其提供养分，供其成长。

世界上，拥有书法艺术的民族屈指可数，而中国书法一直深深根植于中国博大精深的文化沃土之中，伴随着中华文明的发展而发展，时刻散发着古老艺术的魅力。在洁白的纸上，毛笔的灵活多变和水墨的丰富性，留下了斑斑迹相，形成极富意味的黑白构成，笔是书法家手指的延伸。诗画相通，书画同源。中国绘画根植于中国文化的美学基础，综合着儒家思想，于画作中彰显人性，陶情养性，同时，它已不单是一种文化艺术，更是一种特有的语言，直抒画家的意识与感受。如果说绘画艺术是对历史无声的再现，那么，戏曲音乐就是历史立体的回声。昆曲蕴藉着中国戏剧艺术雅致的古典美，历尽沧桑的阅历，吞吐时空的舞台实践，使昆曲吸纳、融合了丰厚的传统文化精华，将其基因积淀为自己的密匝年轮。千年的炉火，世代的工匠，用火烧，更用心在烧，在历史变成琉璃的同时，千年倾城的爱恋与丰博的文化韵味也深深溶入精美剔透的琉璃。

追寻千年艺术发展史的足迹，我们可以清淅地看到它们与中国社会的发展是同步的，强烈的反映出了每个时代的精神风貌。它们的价值不能用社会对它们的接受程度来衡量，而要用其生命力的历久度来衡量；甚至可以说，它们的存在本身就是价值，它们为着意寻索的人们提供了一道接近古代文化的桥梁。罗曼·罗兰说，艺术的伟大意义，基本上在于它能显示人的真正感情、内心生活的奥秘和热情的世界。

文化可以让你增识长智，艺术可以让你陶冶心性，走进文化艺术的殿堂，我们心旷神怡、甘之如饴。余先生让我们看到一位将生命激情真真切切地融入艺术，用这份炽热去燃烧大众的艺术家。让我们走近艺术，接受艺术，热爱艺术吧！追求艺术的那种超越、完美的精神，是人类永不荒芜的灵根、灵性。

酣畅淋漓直笔书

◎软硬相兼总相宜

古代书法是以一种极其广阔的社会必需性为背景的，因而产生得特别自然、随顺、诚恳；而当代书法终究是一条刻意维修的幽径，美则美矣，却未免失去了整体上的社会性诚恳。

——《笔墨祭》

中国古代，儒家要求学生掌握的六种基本才能，即：礼、乐、射、御、书、数。《周礼·保氏》记载：“养国子以道，乃教之六艺：一曰五礼，二曰六乐，三曰五射，四曰五驭，五曰六书，六曰九数。”可见，“书”早在中国文化之初就被赋予了特殊的意义，书法在孔子那里是作为与礼乐同等重要的六艺之一而被提倡的，特别需要指出的是，书法最初主要地并不是一种技艺，而是一种修身行为；这里的修身甚至不是精神活动，而是一种身体行为；它通过对人的体姿的约束和规范，来达到“修身”的目的。书法对修身的重要性使其在发生伊始就被置于儒学价值序列的中心。对旧时文人而言，写得一手好字不单是一个才情问题，也实在是一种身份；书法不仅是进身之阶，更是对儒学秩序表示忠心的象征。直到今天书法还被视为制服那些好动的孩子们的昭然秘诀。

书法艺术要求美，要求古雅，当然用毛笔是最佳选择。毛笔写字，可大可小，可粗可细，能够充分发挥笔画变化的书写艺术。中国的书法和毛笔是中国文化的特色之一，它们和中国文化一样古远而灿烂。

甲骨文中有“聿”字，像手执笔。“聿”是“笔”的初文。《说文》：“聿，所以书也。楚谓之聿，吴谓之不律，燕谓之弗”，“秦谓之筆。”朱骏声《说文通训定声》说：“此秦制字，秦以竹为之，加竹。”从“竹”从“聿”是秦国的新造字。简化字改为从“竹”从“毛”，突出了毛笔的特点。

传说，笔是由秦国大将军蒙恬所造。西晋崔豹《古今注》中有记载：“牛亨问曰：自古有书契以来，便应有笔；世称蒙恬造笔何也？答曰：蒙恬始作秦笔耳。”所谓蒙恬造笔，实际不是发明，而是改进。蒙恬是统一六国的功臣之一，在秦始皇在位时，领兵驻守边关，修筑长城，北逐戎狄，威震匈奴；秦始皇崩，赵高矫诏赐死，蒙恬自杀。蒙恬只是一员武将，不是文臣。何以武将造笔，而不是文臣造笔呢？《说文》中有记载：“秦始皇初兼天下，大发隶卒，兴役戍，官狱职务繁，初有隶书，以趋约易。”当时的戍边大军，需要书写大量文书，向皇帝报告。文字应用如此频繁，从而促进了文字的简化和笔的改进。蒙恬作为大军的主将，将军中的制笔技术做以改进，在古代是理所当然的。

清代赵翼《陔余丛考》中写道：“秦所用系竹笔，如木工墨斗所用者。”这便是竹笔。1975年在湖北云梦睡虎地墓中出土了秦始皇三十年（公元前217年）笔三支，笔杆竹制，上尖下粗，下端镂空成腔，以容笔毫。制法跟现代相似，据专家推测，这可能是蒙恬改进以后的形制。

毛笔是中国古代唯一的书写工具。上至君臣，下至庶民，但凡书写，都离不开毛笔，所以古人对于毛笔是极其重视的。晋成公这样写道：“古今之事，非文莫详，文字之烦，非笔莫记。笔者毕也，能毕万物之形，而序自然之理，诚文人之至宝，天地之伟器也。笔之有功于世甚巨，安可文房清供而小之？”而一般的使用者，只把它当成一种书画工具来看待，没有把毛笔当作一种文化来看待，更没有把毛笔与中国的文化联系起来。而把毛笔提升到文化理念来认识的，在当代首推红学家周汝昌先生。

周汝昌先生在他的《永字八法》一书中，用了大量的笔墨来描述毛笔。周老很反感时人把毛笔当作一种工具来对待，以至轻漫的态度。周汝昌先生认“毛笔——柔翰，是人类最高智慧创造中的一个重大品种。”“没有毛笔，不仅仅中国艺术不会是这个样子的，就连整个中国文化的精神面貌，也要大大不同。”他还说“西方文化艺术，其所以不能与中国相同——表现不出生动的气韵，高深的境界，正是由于不懂毛笔，不会使用毛笔，不理解毛笔的性能功用之奇妙。”这让我们站在一个新的角度来审视、认识了中国的毛笔，并为我们祖先这一伟大的发明感到自豪和骄傲。毛笔具有强大的生命力。它伴随着中国的文字，从远古走到今天，走过五千多年的悠悠岁月。并且只要有中国文化、中国文字的存在，毛笔就将永远存在。它的生命力和中国文化一样强大。

很多人为求一支得心应手的毛笔，所到之处见笔则购，然称心者往往十之一、二。书画之道即制笔之道。书画与毛笔本是互为体用的关系。在古代有许多集书画、制笔于一身的人，比如韦诞、王曦之，都是既擅书法，亦精制笔的名家，并都有笔经传世。王曦之制笔乃为自用，有友人求其笔，尚且吝而不与，更无外售，可见精品笔制作之难。后世，尤其是到近代，从事书画的人士，因制笔工艺的繁琐，懒加问津，渐相脱节，各分途径，两不相关。用笔者不知制笔之难，即或感知笔不称手，却不知如何改进；制笔者不懂书画，不知写兰亭当用什么笔者居多。

用于制作毛笔的动物皮毛有数十种之多，其中有人工饲养的，如羊毛、马毛、猪鬃，也有野生的，如山兔毛、黄鼠狼毛，石獾毛等。根据“仓吉造字兔夜哭”的传说，可以认为最早用于制笔的材料是野兔毛。从出土的战国笔、秦笔、汉笔的笔头材料中，可以左证野兔毛是最早被采用的笔头材料。

中国之制笔技艺，伴随着汉文化的萌生、发展和成熟，经历了数千年漫长的成长过程。至汉代，制笔工艺已经达到了相当高的水平。汉后历代的制笔工艺基本上没有什么重大的改革和创新。有的只是在笔杆文化上拓展领域和空间，汉笔工艺标志着中国毛笔的制笔工艺已进入了完全的成熟时期。值得注意的是：毛笔的制作工艺的成熟，水平的提高，是由于历代文化人的热心参与，有了这些人的参与，毛笔这一中华民族的瑰宝才不断地得到改进和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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