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尾声（第1页）

曾经谈论外公之死的人们，现在谈论的是兹德拉夫克夫的男孩，地雷碎片飞进他们的腿，从里到外炸裂了他们的身体。我听说，在医生们的午餐会上，上了年纪的老医生们对我外公表达了赞许和尊崇之意，说这位皮肤发灰、憔悴苍老的老人不让别人知道他病入膏肓，仿佛那是某种羞耻，但他自己却没有被吓倒，而是放弃一切，赶了四百英里的路，去挽救那些男孩的性命。正如我无数次跟佐拉强调的那样，那些男孩没有幸存，和外公的事并没有关系。说起佐拉，后来她总是从苏黎世神经病学会慌乱地给我打电话，不管是深夜几点，她的儿子长大了，把东西摊在他眼皮底下，他就能明白。

医生们知道很多，但不包括我外公那一袋遗物，他们也不知道那只袋子在客厅桌子上放了整整三十天，好像外公的一部分仍然和我们生活在一起，安安静静地坐在客厅桌边，除了葵花籽，别无所求。为了留出充裕的时间─毕竟，我们有可能算错了他去世的时间─外婆在第四十天打开了从医院里取回的遗物袋，然后才从她旁边的枕头下面取出他的丝绸睡衣，再收好他的木拖鞋。那天晚上，我从医院下班回家时，第一次看到身为寡妇的外婆，外公的寡妇，静静地坐在他的绿色扶手椅里，搁在膝上的饼干盒里摆好了他的遗物。

我在她身边的脚凳上坐了一会儿，看着她慢慢审视那些物件。妈妈早就坐在她身边了。很久很久都没有人说话，目光都落在外婆的手上，指节光滑，戴了几枚大戒指。然后，外婆开口了：“我们喝点咖啡吧。”妈妈起身去煮，好让外婆有的好唠叨，尽情纠正她的手艺，指出一些显而易见的错误：“别把壶搁在那儿─用块垫板，看在上帝的分上。”

可想而知，我从没告诉任何人，废村里有一间点着炉火的小屋，有断裂的木桌、堆满钱币的小桶、厚厚的干花像地毯、一排又一排的小罐和瓶子─有的是陶土的，还有玻璃的、石头的、封口有蜂蜡的，木塞和瓶盖丢的丢、破的破，祭品空了，瓶口罐口上的蛛网丝丝连连。炉火在瓶瓶罐罐的侧面和边缘之间投下圆形的光影，所有的瓶瓶罐罐仿佛在共鸣，毕斯的画像靠墙堆放，像纸莎草古轴，还有我，保证不说出这个秘密，也要求对方同样保证不说出我的事，我跪在地上，偷偷地打开那只袋子，这是一间对外界来说不存在的房间，这让我感到无罪也无愧了。

我在袋中找到了他的钱包、他的帽子和手套。我找到了他的白大褂，整整齐齐地对折起来了。但我没有发现《丛林之书》，怎么找也找不到，为此我在布莱加维纳山上那个暖烘烘的小房间里深感哀恸。我用了很久才肯承认，书不见了，无踪无影，不会再出现在他的外套口袋里、我们的家里、他办公室的抽屉里和我家起居室的搁板上。

每当想起外公和不死人的最后一次见面，我的脑海里总会浮现出一个画面：他们在闲聊，面对面坐在兹德拉夫克夫那间酒吧的门口，作为起誓物的《丛林之书》搁在他俩之间的桌面上，没有摊开。我的外公穿着他最好的套装，不死人带他出来不是为了喝咖啡，而是喝啤酒，一通畅快大笑后，他们才一起前往十字路口。在他们相识相知的漫长历程里，这还是第一次，除了他们还有别人在场，也没人注意到他俩，就像你在大街上随意经过、不会看第二眼的两个路人。他俩的谈吐举止透露着老朋友才有的熟稔和舒服，好像他们已相伴共处了一辈子。对不死人而言，一辈子是不止的了，但你绝不可能从外表上看出来。根据外公的描述，他是个九十五岁的年轻人，即便外公去世四十天，乃至过后很久，乃至等我死后很久，他仍然是个年轻人。

有些医生可能嗤笑我外公总在兜里揣一本书，他们可能猜测那本书丢了，或是在兹德拉夫克夫被偷了，或是在垂死之人的最后旅途中被放错地方了。但是，那本书是消失了─不是丢失了、被偷走了，而是消失了。对我来说，这意味着他不是死于恐惧─像他当年对我说的那样─而是死于希望，像个孩子：知道他将再次遇到不死人，并肯定自己将还债，把起誓时所用的物件交给对方。但是，无论如何，他也知道我会去找的，并找到他留给我的暗示：在白大褂的口袋里有《丛林之书》的残片，从书上撕下来的，一张对折起来、泛黄的纸页，里面夹着一根粗砺的短毛。戈林纳，外公的手迹出现在老虎的儿童画的上下方，老虎像把弯刀，柔软弯曲地横跨整个页面。他写了这个词─戈林纳，我便知道该如何去找寻他，在戈林纳，在他不曾告诉我却希望让我知道的往事里，我会重新找到他。

关于外公的童年，最终我会获知足够的内容。但我仍将无法解释发生在外公和老虎的妻子之间的一切。我觉得，那可能是解释得通的。为老虎的情结找到理由再简单不过了：它是半野生的动物，它怀念城堡动物园里按部就班、不乏陪护的生活，也无法理清驯服和天性的异同。自打出生，它身为老虎的生活面貌就已被改写，但是，它轻而易举地就适应了那种改变；或许，外公信奉的那个伟大的、致命的老虎谢尔汗早就不存在了。因环境所限，它本性中的凶狠早已被磨钝，屈从饲养员的喂食确实更轻松。你可以把老虎的心结简化为可预知的天性变异，莫名其妙地让它变得更像是在一堆倾倒的垃圾桶里翻翻找找的熊；但那不是外公的老虎，不是他这辈子每一天在口袋里揣着的《丛林之书》所指涉的老虎，不是他在战时、在就学期间、和薇拉奶奶在本城苦苦挣扎的漫长岁月里始终带在身边、如影随形的老虎；也不是他遇到外婆、在大学里教书、遇到不死人的时候随身携带的老虎；不是他带去兹德拉夫克夫的老虎。

有人会说，那个女孩又年轻又愚蠢，但一度很幸运，幸运得简直不可思议。她遇到了一只并不算真正老虎的老虎，这是她的大幸运，哪怕这概率是如此之小，第一次迎面相逢时，它就觉得她身上的气息和以前的看护人十分相似，她唤起了尘封已久的某些回忆。但是，这么解释恐怕太单纯了吧。

或许仅仅这么说就够了：它享受着她的手搁在额头抚摸时的触感。当她蜷身倚在它侧腹入眠时，她也喜欢闻它的味道。

到了最后，我也没法告诉你她是谁，她是怎样的人。我甚至不能肯定卢卡的结局，尽管我和戈林纳的那些人抱有相同的看法：他们说，他把那女孩绑在熏肉屋、等着老虎去吃她之后，他一觉醒来，发现她跪在床脚，手腕血肉模糊，手里攥着铁匠的枪，枪口抵着他的嘴。

如果事态有所不同，如果戈林纳的村民对他们短暂的与世隔绝有更透彻的理解，如果他们早点知道战事很快会蔓延到他们这里，他们对老虎和老虎的妻子的态度说不定会更放松一些。他们可能这么说：多奇怪呀，咱们这儿有了一段特殊的爱情故事。继而，流言飞语的重点也可能和现在截然不同。然而他们将自身焦虑的悲伤全部倾注在那女孩身上，因为，如果不这么做，他们就必须忽略她、专注于迫近的未来。她死后，和她共处的岁月成了他们的集体回忆，众口一词；当春天来临、德军入侵，他们背负着同样的往事；德军带来了卡车，后来还有铁路，虽然铁轨是德国人逼迫村里人铺设的；最后到来的是火车，车轮和铁轨隆隆作响，害得他们整夜不眠，乃至更糟（每次听到车声，他们都在心里默念：别在这儿停，别停车）。

今天，当你问起戈林纳人：“为什么你不让孩子天黑后出门？”他们的回答都很含糊，透着不安的感觉。他们会说：天黑后出去有啥意思？你什么也看不到─除了麻烦，什么也没有。一大早就有活儿要干，我们干吗让他们在街头巷尾游手好闲，只为了抽香烟、玩骰子？但事实是：不管他们有没有想到老虎，它始终存在，在他们的言谈举止里，在融入他们日常生活的预警般的姿态里。当马鹿沿着山坡跑散开来，老虎也隐形存在，整片山谷弥漫着恐慌的气息；当他们发现牡鹿被撕裂后吃掉的尸体，鲜红的胸肋触目惊心地翻出皮肉，他们就闭口不言，拒绝谈论，仿佛老虎也在场。他们始终都牢记着，老虎从未被发现，也没被杀死。男人们决不单独去伐木；处女不得在满月之夜横穿牧草地，虽然谁也不知道那样做会有怎样的后果，但这已然是村里人明令禁止的事。

老虎死在山里了，他们如此推断，安慰自己。它孤苦伶仃，忍着饥饿徘徊在山崖上，只为了等到她，等到形销骨立，终于无力支撑，瘫软下来，望着乌鸦聚集着坐等它死。直到今天，到了夏季，小男孩们还会把羊群赶上山崖，指望羊脖子上的铃铛响能诱使老虎从藏身地走出来。当他们走到一片林中空地，看起来像是他们要找的地方，他们就用双手捂住耳朵，大声呼喊，想模拟出一种不像人声、更像兽吼的声音，但呼喊只是男孩的呼喊，别无可能。

不过，戈林纳山里始终有那么一块宽敞的空地：树木稀疏，小树苗扭曲着绕到别处，斑驳的光影落在雪地上。那儿有一个山洞，洞里有一块平坦的大石头，总能晒得到太阳。我外公的老虎就住在那里，在山林中的小空谷里冬天永不消失。它猎食牡鹿和野猪，和野熊搏斗，让猞猁们惶惶不可终日，并时常出神入迷地观赏五彩斑斓的鸟群。它已然忘却了城堡，忘却了大火冲天的那些夜晚，也忘了自己经过如何漫长而艰险的跋涉到达这座山间。在它的回忆里，一切已死寂，唯有老虎的妻子还在，在好多夜里，它会不停地呼喊她，声声陡急，声声萦绕。那呼声孤零而低沉，再也无人听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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