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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海岸（第1页）

从死后的清晨开始，灵魂会盘桓四十天。四十天开始的前夜，灵魂栖候在汗渍未消的枕上，静看生者帮死者叠放手臂、合拢眼帘，把烟雾和寂静闷在屋子里，以防新生的灵魂钻出门户和地板间的缝隙，像溪流一样泄出屋子。生者知道，灵魂会在破晓时分离开他们，飞到往昔之所在─年少时待过的学校和宿舍，军营和陋舍，夷为平地又再建起的房屋，让人追忆爱和愧疚、艰难和纵情之乐、乐观和狂喜的地方，对他人而言毫无意义但对死者本人来说无比美妙的回忆之所─有时候这段旅程太过漫长，灵魂会忘记回来。因此，生者特意停滞日常事件：为了迎接新获自由的灵魂，生者们将暂不做清洁，不洗、不晒、不收，在四十天里不挪动属于灵魂的物品，希望那份依恋和渴盼会把灵魂再次带回家，用一则讯息、一丝征兆，或是一份宽恕鼓舞游魂归来。

如果诱引得当，灵魂会在数日后回来，在抽屉间翻寻，从碗柜里朝外凝望，借着碗碟架、门铃和电话的触感寻求慰藉，提醒自己每样东西的功用，确认活着的时候自己是谁；灵魂触碰物品的时候总会发出声响，向居住在屋子里的生者们宣称自己的存在。

电话里，外婆轻声告诉我外公的死讯，又提醒我记住灵魂的这些事。对她来说，四十天是事实，是常识，是安葬了双亲、姐姐、众多表亲和乡亲之后得到的真知，也是安慰外公时的固定台词─每当外公格外费心治疗的病人不治而亡，她都会这样复述一遍─用他的话来讲，那纯粹是迷信，但年纪越大，她越是笃信不疑，他也渐渐不再抵牾，任她去说。

外婆处在震惊之中，也很愤怒，因为外公的四十天被剥夺了，因为他是那样死的，现在只给我们留下了三十七八天。死的时候，他是一个人，在远离家园的旅途中；前天，就在她熨烫他的衣服、在清晨洗碗碟时，根本不知道他已经死了，她无法承受这种后知后觉可能带给死灵的种种不妥。他是在边境那一边名叫“兹德拉夫克夫”的不明不白的小镇的诊所里死去的；她问过的每一个人都不知道兹德拉夫克夫在哪里，当她问我时，我说的是实话：我不知道他去那里干什么。

“你在撒谎。”她说。

“外婆，我没有。”

“他对我们说，他是去见你了。”

“那不可能是真的。”我说。

他对她说谎了，也对我说谎了，我恍然大悟。他利用我的跨国之旅为借口，偷偷溜走了，我和外婆都不知道他出行的真正原委─她说他是在一星期前坐汽车走的，就在我出发之后。外公去世后，兹德拉夫克夫诊所的员工花了整整三天才追查到他的家人在哪里，把死讯告诉我外婆和我母亲，再安排运送尸体。棺材是那天清早运抵市政停尸房的，而我已远在四百英里之外，站在境内最后一个服务站的公共卫生间里，拿投币电话压着耳朵，把裤腿卷了起来，手里提着凉鞋，光着脚踩在破裂的水池下的绿瓷砖地上。

有人在水龙头下接了一条软管，它垂在那里，喷口朝下，连着热水器，漏出一条细水流滴到地板上。肯定漏了几小时了，满地都是水，浸没了瓷砖缝，漫上了蹲式厕所的边沿，淹没了门阶，一路流进棚屋后头干涸的花园里。但这一切丝毫没有干扰到卫生间管理员─一位扎着橘色头巾的中年妇女，一开始她在角落的椅子里打盹，后来拿了一把钞票走了出去。我还没拿起听筒就开始害怕，不敢去想传呼机上七通外婆的呼叫意味着什么。

我感到十分生气，因为她竟然没有告诉我外公离家了。他对她和我妈妈说，我去布莱加维纳孤儿院打疫苗，而他对这次慈善医疗之旅有所担心，所以赶来帮忙。但我也不能责怪外婆，因为我不能说漏嘴，如果她知道他病了，她就肯定会提前通知我，但外公和我一致对她隐瞒了病情。所以，我只能让她说，绝口不提三个月前我曾陪他去军事医学院找他多年的同事─一位肿瘤专家。外公看完肿瘤医生拿出的扫描片子后，脱下帽子搁在膝头，说道：“该死的，你想找只小虫，结果发现了一头驴。”

我又塞了两枚硬币，电话里有呼呼的杂音。燕子从卫生间的砖檐上飞下来，落在我脚边的水塘里，抖了抖身上的水。外面阳光普照，烘烤着晌午的静谧，潮湿、酷热的空气和我闷在这间屋子里，通向大路的门道被照得晃眼，等候在边境检查站的车辆在晶晶亮的沥青路上排成一列紧凑的车队。我能看见我们的车，左侧的凹痕是最近和一辆牵引车撞的，佐拉坐在驾驶位上，车门没关，一条长腿伸出来，脚在地面上蹭，她时不时朝后面的卫生间瞥一眼，车子越来越靠近海关检查亭，她也越来越频繁地往后张望。

“他们昨晚打来电话，”外婆的声音越来越大，“可我想的是，他们准是搞错了。在得到确认之前我不想给你打电话，万一不是他呢，我不想让你担心。可你妈今儿一大早就去停尸房了。”她安静下来，接着又说：“我不明白，怎么也想不通。”

“外婆，我也不明白。”我说。

“他是打算去找你。”

“我不知道有这事。”

接着，她的语调变了。她，我的外婆，开始怀疑了，为什么我没有哭？为什么我没有歇斯底里？我们交谈的前十分钟里，她或许允许自己相信，我那么冷静只是因为身在外国医院里，有任务在身，身边还围着一群人，大概都是同事。如果她知道我藏在边境休息站的卫生间里，只是为了不让佐拉听到，她肯定早就质问我了。

她说：“你就没什么要说的吗？”

“我真的不知道，外婆。为什么他要撒谎说来看我呢？”

“你都没问这是不是一次意外，”她说，“为什么你不问问这个？为什么你没问他是怎么死的？”

“我甚至不知道他出门了，”我说，“这事的前因后果我都不知道。”

“你没在哭。”她说。

“你也没有。”

“你妈的心都碎了，”她对我说，“他肯定一早就知道了。他们说他病得很严重，所以他肯定是知道的，他肯定对谁说过。是你吗？”

“如果他知道自己病了，他哪里都不会去的。”我希望自己的话听起来是可信的，“他应该更清楚后果才是。”镜子上的金属架上叠放着几条白毛巾，我拿下一条来抹了抹脸和脖子，毛巾上留下一条条灰色污渍，于是我又扯下一条，直到把五条毛巾都用完为止。没有洗衣篮可以投放脏毛巾，我只好把它们留在水池里。“他们是在哪里找到他的？”我问，“他走了多远？”

“我不知道，”她说，“他们没有告诉我们。反正是在那一边。”

“也许是个专科诊所。”我说。

“他是去看你的。”

“他没有留下什么信？”

他没有。我突然明白了，很可能，母亲和外婆都把他的这次离家归结为不愿意退休，比方说，他曾假装出城给卧床在家的新病人问诊─我俩就以这个莫须有的病人为由，去拜访他的老朋友肿瘤医生，他俩都参加每周一次的医生午餐会，肿瘤医生给他注射特殊配方、能够减轻病痛的针剂。五彩缤纷的配方，外公回到家就会这么说，好像他一直都知道那些配方不过是添加了食物色素的水，好像那也无所谓。一开始，他或多或少找回了健康体魄的派头，那倒是帮他轻易掩饰了病症；但是，只有一次，我亲眼看到他从会诊室里出来，就威胁他说要告诉我妈妈，可他说：“你敢。”所以，就这么着了。

我外婆在问：“你已经到布莱加维纳了？”

“在过境，”我说，“我们刚搭渡轮过来。”

外面，车队又开始往前挪动了。我看到佐拉把烟头扔在地上，把腿伸进去，关上了车门。砾石路肩上有一群躁动不安的人，有的在活动筋骨，有的在抽烟，检查车胎，把水龙头里的水灌到瓶子里，不耐烦地朝车队最前方张望，要不然，就是在把本想偷偷带出境的点心和三明治扔掉，冲着卫生间外的墙壁撒尿，手忙脚乱地钻回自己的车。

外婆沉默了片刻。我听得到电话线路里咔嗒咔嗒的噪声，她又说道：“你妈想在后面几天把葬礼办了。佐拉不能一个人去吗？”

如果我跟佐拉讲明实情，她肯定让我立刻回家。说不定还会把车给我用，她会带上放疫苗的冷藏箱，随便搭辆车过境，把我们大学的慈善爱心速递到海岸线那头的布莱加维纳孤儿院。可是我说：“我们都快到了，外婆，很多孩子在等着接种呢。”

她没有问我第二遍。外婆只是告诉我葬礼的日期、时间、地点，其实我早就知道会在哪里举行，是在俯瞰本城的斯特米亚山顶，薇拉奶奶─我的外高祖母─就埋在那里。她挂了电话，我用手肘推开水龙头，灌满了水壶，刚才我就是以此为由下车的。走到门外的砂石地，我先抹干了脚，再穿上鞋；佐拉让引擎空转，跳下车，轮到她去厕所了，我爬进驾驶座，把座椅往前拉，因为我的腿没她长，再确认一遍我们的驾照和医药物资进口证明文件都以正确顺序排放在仪表板上。我们前头有两辆车，海关官员正在打开一对老夫妇的车的后备箱，他的绿色衬衫紧紧裹着胸膛，他俯身仔细检查，用戴了手套的手拉开皮箱的拉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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