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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二课 君子的修身与治国（第1页）

余秋雨：今天我想问大家：你觉得孔子对历史的最大影响是什么？

王牧笛：在我看来，孔子是后世读书人的典范，敏而好学，不耻下问，为人师表，垂范后世。当然，他的女性观在如今应该被抛弃了。

费晟：孔子提倡一种以家庭伦理为基点和核心的中国式的思维方式，在我看来，这是与西方文化最大的差别之一，它和西方那种终极关怀是完全不同的两种路径。两千年来所有的中国人安身立命之处都是以家庭为原点。

余秋雨：你说得不错。孔子很重要的思想就是以家庭伦理为基础的社会结构的重建。他把家庭的模式，扩大到整个社会结构。本来，研究社会结构是政治家的事情，一般老百姓不会关心，也缺少思考的资源。没想到孔子创造了一个可亲可爱的思维方式，那就是把人人都能体验的家庭生活方式当做一个象征体，推而广之，使宏观政治问题变成了家庭问题的放大，使一般民众也具备了思考的基点。后来孟子也用了这个思维模式，推己及人，推小及大，借由普通民众能够感受到的境遇，来设想一个社会和一个国家。在一般中国人看来，家庭的血缘伦理是自然的，难以动摇的，不能在父子、兄弟的尊卑关系之间有任何苟且。由此扩大，政治也渐渐变成了一种“自然伦理”。我觉得这是一项高明的理论策略。

中国人的家庭伦理观念，与农耕文明有关。农耕文明不同于海洋文明和游牧文明。对游牧文明来说，马背是家，帐篷是家，远方有水草，那么远方就是我要去的地方。海洋文明呢，永远在向往彼岸，彼岸在何方，可能永远不知道，因此可能回来，也可能永远不能回来。中国的农耕文明是精耕细作的文明，从春耕到秋收有好多程序，非常复杂。它延续的前提就是聚族而居，一家老小“日出而作，日落而息”。聚族而居就要讲究伦理结构，有了这种结构才能完成生产的程序和财物的分配，才能协调彼此的关系。孔子找到了这个结构，并把它扩充来治理天下。他的逻辑结构是从修身开始来齐家，然后是治国平天下。

孔子找到了一个起点，一个平台。例如中国民间信奉的第一道法规是孝，把对父母不孝的人骂成是“狼心狗肺”，也就是脱离了做人的最低限度。孔子就把这个关系推延到了君臣关系当中，也就是从“亲亲”直通“尊尊”，形成了整体的“治国”观念。

这个观念又进一步要求人们在社会伦理中“扮演”家庭伦理，构建一种简单、严谨、快乐的仪式。这个仪式就是“礼乐”仪式。

整个国家像家庭一样和睦有序，充满温情和乐观，而且可以有音乐、舞蹈、诗歌伴随，这就是孔子的理想。

这个礼乐社会靠什么支撑起来？靠君子。如果没有君子，就缺少人格的基点，缺少过渡的桥梁，缺少实践者、评判者和监督者，无论是礼是乐，都缺少执掌者和引领者。因此，孔子把君子人格的养成，看成是他的社会理想的核心构建。大家从他的言论中都看到了，他一直以极大的热忱在呼吁君子之道。

裘小玉：君子之道的内容很丰富，例如确定了君子的人际交往原则，“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到现在仍有价值。孔子的中庸之道则给君子之道提供了行为准则，那就是中和，不能偏激，不能走极端。

余秋雨：对。但遗憾的是，当他的学说被皇帝们推崇的时候，皇帝们只是看中了他的以家庭推演出来的政治图谱，全国就是一个家，我是家长，我的权威像天赋血缘一般不可动摇，所有的人都该像服从父亲一样服从我。

对于孔子学说的人格基础——君子之道，历代朝廷虽然也会讲，却不会由衷地重视和执行，因为他们绝大多数本身不是君子，他们更多地信赖丛林原则和好汉原则。

我在《摩挲大地》一书里面有一篇专门论小人的文章，在海峡两岸都曾经产生过极大的影响。不是因为我写得好，而是因为在中国人的社会中，作为君子对立面的小人，势力太大了。君子，尽管被呼吁了两千多年，却还是“稀有动物”。我是个现代学者，但实在找不出任何一个国际学派中的概念可以替代君子和小人的划分。有一些西方学者也感觉到了这个区分，但怎么划分也没有君子和小人之间的划分那样清晰有力。

丛治辰：那篇文章我还记得，余老师在那里面讲到一个小人，为太子娶亲接新娘，看到新娘的形象实在太好了，就半路转了个身，把她献给正当政的国君。太子妃变成了太子的娘，实在叫人叹为观止。

余秋雨：我引用了很多历史资料，也包括外国的资料，来提醒广大读者，我们在区分社会上种种是非、善恶、利钝、真伪的时候，一定要注意背后的人格界线，也就是君子和小人的区别。

君子和小人的区别，比好人和坏人的区别更深刻。很多敌对营垒里的人，很可能是君子；很多与我们完全站在一起的人，很可能是小人。因此，这种划分能够使社会历史从表层的是是非非中解救出来，增加一层关系高尚和卑下的人格坐标。

从一开始就醒目地强调君子和小人的区别，这是中华文化无与伦比的优点。但是，这种区别在实践中很难掌握，往往只停留在一种不确定的感觉上。结果，很多读书人都自称是君子，即使不是也很难否定。读书读得幸运的，通过科举考试做了官，大多会陷入权谋，权谋太过便成了小人政客，但是，“太过”的分界又在哪里？读书读倒楣了成了鲁迅笔下孔乙己这样的人，穷困潦倒还以君子自恃，天天用“君子固穷”这样的话安慰自己，但他们的生态已经造成了对“君子”这个名号的讽刺。

刘璇：读书读得好的去当官，开始搞权谋，读得不好的就变成孔乙己。这样一想，真是叫人有点悲观。那如果读书人里都出不了君子，又该怎么办呢？

余秋雨：我也有点悲观。正因为君子和小人的外部界线永远不清晰，因此真正的君子也只能埋没在小人堆里难于显现。

我只希望，那些埋没在小人堆里的君子能够互相认识。尽管周围都是密密层层的肩膀，但在肩膀和肩膀的缝隙中，却看到了一种与自己近似的眼神。

为此，我们还需要重温一下孔子对君子和小人的划分。

孔子在这个问题上的划分很多，我在这里只能随口说几个方面，例如在外部标志上，在人际关系上，在道义使命上，君子和小人的区别。

在外部标志上的对比。孔子说：“君子坦荡荡，小人长戚戚。”这是无法掩饰的直觉形态。就像我们进一个屋子，还没有搞清楚里边究竟藏了什么，但一眼就可以看出是敞亮的，还是局促的。君子为什么能够坦荡荡呢？孔子解释道，因为君子是仁者，所以不忧；君子是智者，所以不惑；君子是勇者，所以不惧。

在人际关系上的对比，孔子讲了不少。例如，“君子成人之美，不成人之恶。小人反是”；“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君子泰而不骄，小人骄而不泰”；“君子求诸己，小人求诸人”；“君子周而不比，小人比而不周”，等等。可见他特别重视在人际关系中看人品。如果有一个大学者，著述甚丰，但细想起来，从来没有怎么帮助过别人，反而几度坏了别人的事，那么，这个大学者在本质上很可能是一个小人。在这些对比中，“和而不同”和“同而不和”的界线、“周而不比”和“比而不周”的界线最为深刻。这两条界线，保障了君子们在和睦中的独立性，否定了小人们在趋同中的攀比，因此也证明了那种没有不同意见的千篇一律，只能滋生小人而不是君子。

在道义使命上的对比，孔子觉得最为根本。他提出了一些简明原则，例如“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君子怀德，小人怀土”等认为君子不同于小人的基本点，在于能够超越利益和境遇，追求道义和仁德。

你们看，虽然孔子并没有为君子和小人确立严格的定义，却从反复的对比中让大多数中国人感悟到了这两种人的差别所在。这是一笔延续两千多年的丰富精神遗产。我希望同学们在儒家关于君子和小人的对比上投下更多的时间来体会。

王牧笛：刚刚余老师讲的是君子之道，我知道孔子还特别强调一个东西，就是“中庸之道”，它又该怎么理解呢？

余秋雨：如果说君子之道侧重于人格论，那么中庸之道便侧重于方法论。中庸之道是反对极端主义和单边主义的一种制衡哲学。我估计，你们的父母一辈，甚至祖父、祖母一辈，都会有人误会中庸之道是不分是非地搞折中，是谁也不得罪地和稀泥，这完全搞错了。人类太容易走极端了，能不能在两个极端之间找一条最有分寸、最恰当、最合适的路？其实儒家的好处就是相信这条路的存在，即使一时找不到，它也存在。这种信念，变成了一种理想，一种信仰，因此方法论也就变成了目的论。

我特别需要提醒年轻学生的是，要认识中庸之道的意义，首先要认识极端主义的祸害。我们在说极端主义的时候，不能完全指称那些恐怖主义分子。实际上我们每个年轻人都有可能沾染极端主义思维。极端主义的初极形态就是追求“痛快”，追求“危言耸听”；极端主义的高级形态就是争取成为站在悬崖峭壁上的“英雄”。为什么是站在悬崖峭壁上的呢？因为这些人越要吸引观瞻，就要把对立面看得越大、越强，结果把自己脚下的土地越逼越小。我见过发动农村族群械斗的首领“文革”时期的造反派头头，以及目前某些极端民族主义者和族群分裂主义者，几乎都是这样。他们为什么能成为首领？因为提出的口号特别刺激。特别刺激的口号一定是狭隘、苛刻、夸张的，那就成了“原教旨主义者”，或者说“基本教义派”，容不得任何修正、宽容和妥协，并把丝毫修正、宽容、妥协看成是叛变。这种思维，把满世界都看成是仇敌，那就只能把自己看成是无以立足的孤独者了。不少人喜欢仰望这种形象，于是他们也就扮演这种形象，到后来，让别人和自己都没法活。中庸之道否定了这种扮演，笑眯眯地解救了这些人，也解救了他们的所谓“仇敌”。世界上的活动空间很大，人类的生存方式很多，何必玩这种极端？极端主义认为，“离佛一尺即是魔”，这种理论看似保护了佛的纯洁性，其实是孤立佛、限制佛，让佛失去了话语空间和行为自由，能做的只能是对一尺之外的所有物象进行呵斥和打斗，那么佛也就不再是佛。中庸之道正相反，认为“离魔一尺即是佛”，佛的世界无比广阔，一切人都能被佛光普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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