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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0部分（第1页）

宰予的话说得有理有据，孔子无法正面批驳，便问：父母去世不到三年，你就吃细粮穿丝绸，心里好过吗？宰予说，好过呀（安）！这下子孔子无话可说了，只能气呼呼地对宰予说：“女（汝）安则为之！”你心安理得，你就那样做好了！孔子接着说，一个君子，在他居丧的时候，因为悲痛万分，食不甘味，寝不安眠，听音乐不觉得快乐，这才要披麻衣、吃粗粮、住草庐。你既然心里好过，你就吃你的细粮，穿你的丝绸，听你的音乐好了！

二　孔子的药方（4）

听了孔子的话，宰予一声不吭就出去了。这时孔子说：宰予真是不仁呀（予之不仁也）！一个小孩子，生下来三年以后，父母亲才不抱他了（子生三年，然后免于父母之怀）。所以“三年之丧”，是“天下之通丧”。宰予这人“也有三年之爱于其父母乎”？

最后这句话，也有各种翻译。一种是生气的口吻：宰予难道就没有从父母那里得到过三年之爱吗？意思就是：他怎么可以批评三年之丧？第二种是惋惜的口吻：宰予不也从父母那里得到过三年之爱吗？意思就是：他怎么会去批评三年之丧？第三种是同情的口吻：宰予恐怕是没有从父母那里得到过三年之爱吧？意思就是：要不然怎么会批评三年之丧？但不管哪种解释，“三年之丧”都源于“三年之爱”。

孔子的这个说法，后来遭到了墨子的猛烈批判。墨子说，用三年“乃免于父母之怀”之类的说法，来解释三年之丧，这实在是太可笑了！小孩子依恋父母，是因为不懂事（愚之至也）。所以他们找不到父母，就会号啕大哭。儒家的智商，难道就是小孩子的水平（《墨子·公孟》）？这个批判，当然很机智，却也未免把孔子看简单了。其实孔子的意思，是所有的爱都必须得到报答。父母亲抱了我们三年，我们就应该为父母守丧三年。这就是爱和爱的回报，也就是“仁”。没有这份爱心，就是“不仁”。仁为礼乐之本，有仁爱就有礼乐，反之则无。所以孔子又说：“人而不仁如礼何？人而不仁如乐何？”（《论语·八佾》）这话直译过来就是：明明是个人，却没有爱心，那他会拿礼怎么样，又会拿乐怎么样？不当回事呗！

事实上也是不当回事。比方说，“八佾舞于庭”。佾，音义，也就是乐舞的行列。一行八人，叫一佾。用几行，就叫几佾。我们知道，古代的乐舞，并不简单的只是艺术，它也是政治，是伦理，是礼。所以，佾，不是可以随便用的。按照周礼，天子八佾，也就是每行八人，一共八行，六十四人；诸侯六佾，四十八人；大夫四佾，三十二人；士二佾，十六人。另外也有一种说法，是每行的人数与佾数相同，叫做“行数人数纵横皆相同，故曰佾”（《字汇·人部》）。如此，则天子八行，六十四人；诸侯六行，三十六人；大夫四行，十六人；士二行，四人。超过这个规定，就叫僭越。可是，鲁国的大夫季孙氏（可能是季平子），却公然用了天子的礼仪，让六十四人排成八行在庭院里演出乐舞（八佾舞于庭），这就是极其严重的僭越了。因此孔子愤怒地说：“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论语·八佾》）这话也有两种解释。一种是：如果这样的事都能忍心做出来，还有什么事做不出？另一种是：如果这样的事都能容忍，还有什么不能容忍？这就是“人而不仁如礼何，人而不仁如乐何”。

显然，礼乐的根本，就是“仁”，也就是爱心。有没有爱心，是每个人自己的事。能不能实践礼，也是每个人自己的事。这就叫“为仁由己，而由人乎哉”（《论语·颜渊》）。因此，礼坏乐崩决不是礼乐制度出了问题。从根本上说，是人性出了问题，是人心出了问题；而解决问题的唯一办法，就是找回爱心，让世界充满爱。

问题是：找得回来吗？

孔子认为找得回来。因为爱心就在每个人的内心深处，仁的基础也在每个人的人性之中。这就是“亲亲之爱”，也就是对自己的亲人──父母、子女、兄弟姐妹的爱。这种爱，是与生俱来、天然合理、无需教育、不证自明的，也是最真实、最可靠的。《论语·子路》所记孔子与叶公的对话，就很能说明这个问题。叶，音射，楚县名。楚国的县官，大的叫公，小的叫尹。叶公，就是叶县的长官。叶公对孔子说，我们那里，有一个很“直”的人。他的父亲偷了别人的羊，他就去举报（证之）。孔子说，我们的“直”和你们不一样。父亲替儿子隐瞒，儿子替父亲隐瞒，这就是直，就是真实、坦诚、直率（直在其中矣）。

二　孔子的药方（5）

这话我们听不懂。要说“子为父隐”是孝，“父为子隐”是慈，还讲得过去，怎么会是直（真实、坦诚、直率）呢？原来，孔子理解的真实，与我们今天讲的真实不一样。我们今天讲的真实，是科学的真实，事实的真实，物理的真实。孔子讲的，则是道德的真实，情感的真实，心理的真实。孔子认为，一个人亲爱自己的家人，是最真实的。因此，他为亲人隐瞒事实，其心理动机和情感体验也是真实的。这是人性的真实，也是最高的真实。没有这个真实，连人都不是，还说什么其他？这就是孔子的真实想法。毫无疑问，这个想法有一定道理，甚至很有道理（请参看本书第六章第五节），但也有很多问题。比方说，中国人一事当前，往往“不问是非，只问亲疏”，甚至不惜徇私舞弊，徇情枉法。又比方说，学术观点不同，往往发展为门户之见，甚至人身攻击，就有这种思想的影响。当然这是后话。

仁爱之心既然植根于亲情，那么，事情也就变得简单好办了。首先，可以对已经遇到麻烦的礼乐制度进行积极的改革。因为所有的道德规范，比如君仁臣忠、父慈子孝之类，都可以解释为爱。君仁，就是君爱臣；臣忠，就是臣爱君；父慈，就是父爱子；子孝，就是子爱父。这样一来，那些繁文缛节就能简化为爱，统一为仁，原本难以维持的礼乐制度说不定就能维持了。第二，子爱父，父爱子，臣爱君，君爱臣，由此及彼，推己及人，就能实现以德治国。因为当时的天下，是“家国一体”的。国，就是放大的家；家，就是缩小的国。在家为孝子，出门就是忠臣。在家为慈父，在国就是仁君。第三，君爱臣，臣也爱君，政权就稳定。父爱子，子也爱父，社会就安定。总之，抓住了“仁”这个根本，就天下太平。

孔子这方案看起来不错，可惜谁都不听他的。诸侯各国，依然是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鲁国的大夫，也照样“八佾舞于庭”。孔子连他自己国家的局面，都扭转不了。能够说一说的，也就是自己的学生。比如前面说过的冉有，是理财专家。他当上季康子的大管家（宰）以后，推行田亩税和兵役法的改革（请参看杨伯峻《春秋左传注·哀公十一年》），就让孔子极为愤怒。据《论语·先进》，孔子认为，“季氏富于周公”已是僭越，岂能再搜刮钱财，富上加富（为之聚敛而附益之）？于是就对其他学生说，冉求不是我的学生（非吾徒也），你们可以大张旗鼓地去揍他（小子鸣鼓而攻之，可也）！

据《左传·哀公十一年》，季孙、冉有他们的改革方案，其实事先是征求过孔子意见的，但是孔子不肯表态，说孔丘不懂这些事（丘不识也）。再三问，孔子还是不说。后来季康子表示：先生是“国老”（退休的国之卿大夫），就等着先生的意见做决定（待子而行），先生为什么不说呢？孔子还是不肯公开答复，只是私下里对冉有说：君子做事，依礼而行（君子之行也，度于礼），那就是施恩力求丰厚，做事必须适中，赋敛尽量微薄（施取其厚，事举其中，敛从其薄）。这就是孔子的意见，可惜季康子不听，冉有好像也没听。

显然，孔子对当时的社会状态，是既痛心疾首，又无可奈何。他管不了诸侯，管不了大夫，管不了大夫的家臣，甚至管不了自己的学生。所谓“小子鸣鼓而攻之”，恐怕也只是说说而已。孔子真的很无奈。

看来孔子的药方是不灵了。那么，墨子又如何？

三　墨子的药方（1）

和孔子一样，墨子也是踌躇满志。

中国文化有个传统，叫“上医医国”。墨子，就是以“医国上医”自居的。在《墨子·兼爱上》，作者一开始就亮明了这个身份。墨子说，圣人是干什么的？是专门治理天下的（圣人以治天下为事者也）。怎样才能治理天下？一定得知道天下之乱，乱在哪里，为什么乱，才能治理（必知乱之所自起，焉能治之）。这就好比医生治病（医之攻人之疾者），必须知道病在哪里，为什么会生病，否则就治不了（不知疾之所自起，则弗能攻）。同样，要治理社会，也得先知道问题出在哪里，为什么会出问题。也就是说，得弄清社会的病象、病源、病因、病理。《墨子》一书有《兼爱》上中下三篇，就是讨论这些问题的（下引如不注明，均见于此）。当然，作为“医生”，他不但要做出诊断，还要开出药方。

那么，当时的社会有病吗？

有。而且，在墨子看来，病得还不轻。其具体症状，可以概括为三句话：国与国相攻（相互战争），家与家相篡（相互掠夺），人与人相贼（相互残害）。国与国之间，今天你打过来，明天我打过去；家与家之间，今天你抢我的，明天我抢你的；人与人之间，今天你害我，明天我害你，而且明火执仗，你死我活，无所不用其极（执其兵刀、毒药、水火，以交相亏贼）。墨子管这叫“乱”，也叫“害”。这就是“病象”。

这就有了第二个问题：当时的天下，为什么会乱成这个样子呢？墨子认为，直接的原因，也有四个，即君不惠，臣不忠，父不慈，子不孝。君臣父子，是当时社会最重要的两种关系。这两种关系出了问题，社会岂能不乱？这就是“病因”。

不过，在墨子看来，君不惠，臣不忠，父不慈，子不孝，还只是社会###的直接原因。根本原因，则是人们不相爱（起不相爱）。做儿子的，只爱自己，不爱父亲，因此损父利己（亏父而自利）。做臣民的，只爱自己，不爱君王，因此损君利己（亏君而自利）。同样，做父亲的，只爱自己，不爱儿子，因此损子利己（亏子而自利）。做君王的，只爱自己，不爱臣民，因此损臣利己（亏臣而自利）。至于国与国相攻，家与家相篡，人与人相贼，根子也在这里。诸侯只爱自己的国，不爱别人的国，所以损他国利己国（攻异国以利其国）。大夫只爱自己的家，不爱别人的家，所以损他家利己家（乱异家以利其家）。人民只爱自己，不爱别人，所以损他人利自己（贼人以利其身）。这就是“病根”。

结果是什么呢？是互相残杀，弱肉强食，大鱼吃小鱼，小鱼吃虾米。具体地说，就是强势的威胁弱势的，人多的压迫人少的，富有的欺负贫困的，高贵的傲视卑贱的，聪明的欺骗迟钝的。一言以蔽之：强执弱，众劫寡，富侮贫，贵傲贱，诈欺愚。这就是“病理”。

弄清了社会的病象、病源、病因、病理，就可以治病了。怎么治？对症下药，缺什么补什么。现在社会的病，既然“以不相爱生”，那么，治病的办法，就是针锋相对，让人们相爱。墨子说，诸侯相爱，就不战争；大夫相爱，就不掠夺；人与人相爱，就不残害。君臣相爱，就君惠臣忠；父子相爱，就父慈子孝；兄弟相爱，就融洽协调。如果“天下之人皆相爱”呢？那就“强不执弱，众不劫寡，富不侮贫，贵不傲贱，诈不欺愚”。总之，只要人们相爱，“国相攻，家相篡，人相贼”的病象问题，“君不惠，臣不忠，父不慈，子不孝”的病源问题，“强执弱，众劫寡，富侮贫，贵傲贱，诈欺愚”的病理问题，便都解决了。txt电子书分享平台

三　墨子的药方（2）

这倒是简单得很，也便当得很。但正因为简单易行，人们就难免起疑，就会问：是这样吗？墨子的回答是：当然！墨子说，所谓相爱，就是像爱自己一样爱别人。比方说，看待别人的国家就像看待自己的国家（视人之国若视其国），看待别人的家族就像看待自己的家族（视人之家若视其家），看待别人的身心就像看待自己的身心（视人之身若视其身）。这样一种爱，就叫“兼相爱”，也叫“兼爱”。墨子说，如果天下人都“兼相爱”，都把别人的家看作自己的家，还有谁会盗窃（谁窃）？都把别人的人看作自己的人，还有谁会残害（谁贼）？都把别人的家族看作自己的家族，还有谁会掠夺（谁乱）？都把别人的国家看作自己的国家，还有谁会进攻（谁攻）？因此，只要“兼相爱”，就一定“天下治”。

从理论上讲，墨子的说法完全可以成立。问题是：政治学和伦理学是一种实践性极强的理论。仅仅理论上说得过去，讲得好听，是不行的，因为人们还会问：做得到吗？

墨子早就料到会有这一问，因此预先设定了回答。墨子说，可能有人会讲，你这个兼爱好是好，只是做起来太难了。于是墨子反问：有多难呢？就像少吃饭、穿粗衣、冲锋陷阵那么难吗？可是就连这样“天下百姓之所皆难”的事，也能做到。想当年，楚灵王喜欢细腰，他的臣下就争着减肥，一天只吃一顿饭，饿得面黄肌瘦，扶着墙才能站起来。晋文公喜欢简朴，他的臣下就穿粗布衣，披母羊皮，戴厚帛冠，踏草鞋垫。越王句践好勇，他的战士就赴汤蹈火万死不辞。可见再难的事，只要上面喜欢，下面就有人去做。兼爱，有那么难吗？要说是举起泰山飞越黄河，那是没人做得到。要说兼爱，却是有人做到过。比如大禹、商汤、周文、周武，就都做到了。我说的兼爱，就从他们那里学来，谁说没人做得到？

墨子还说，何况兼爱是有好处的。因为你爱别人，别人也会反过来爱你（爱人者，人必从而爱之）；你帮助别人，别人也会反过来帮助你（利人者，人必从而利之）。这样利人利己、两全其美的事，怎么会做不到？反过来，如果你不爱别人，别人自然也不爱你；你不帮助别人，别人自然也不帮助你。这道理，难道还不简单吗？

这道理当然简单，墨子说得也很雄辩。但墨子不愧是科学家（《墨子》一书中，有数学、力学和光学的论文，其中谈到小孔成像和凹透镜原理），他不但要讲道理，还要做实验（姑尝两而进之）。怎么做实验呢？墨子说，现在不是有两种主张吗？一种是主张“兼相爱”的，我们称之为“兼”；一种是主张“别相恶”的，我们称之为“别”。假设有两个士人，一个主张“兼”（执兼），一个主张“别”（执别），而且都表里如一言行一致，都实践自己的主义和主张，那会怎么样呢？那个主张“别”的就会说，我怎么可能把朋友看成自己，把朋友的父母看成自己的父母？因此，朋友饿了，他不给吃的；朋友冷了，他不给穿的；朋友病了，他不给治疗；朋友死了，他不给埋葬。那个主张“兼”的则会说，我当然要把朋友看成自己，把朋友的父母看成自己的父母。因此，朋友饿了，他给吃的；朋友冷了，他给穿的；朋友病了，他来服侍；朋友死了，他来埋葬。众所周知，我们的战士常常会要出征，能不能生还没人知道。我们的官员也常常要出差，能不能回国也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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